潮汕地区民营企业发展困境与未来展望

潮汕地区民营企业发展困境与未来展望

             -------------潮汕地区民营企业调查报告

作者：普宁豆干

  摘要：潮汕地区由于人多地少，农业无法撑起这一地区的生存需要。所以自古就有重商的传统。改革开放后，汕头被定为最早开放的四个特区之一，潮汕人民乘着这阵改革的春风，纷纷洗脚上田，凭借着先天的商业传统，创办了不计其数的民营企业，一时间，民营企业在潮汕地区出现了“遍地开花”的局面。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潮汕民营企业一片欣欣向荣，丝毫不逊色于珠三角和浙江、福建等地区。然而十年过去了，珠三角和浙江、福建等地的民营企业都涌现了一批如科龙、安踏、TCL等等做大做强的企业，而潮汕地区却还是维持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初始阶段，民营中小企业能做大做强的极少。其中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潮汕地区；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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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潮汕地区偏安东南一角，自古开发较中原为晚，由于少受中原历代战火的侵袭，这里成了中原移民的避难所，在唐宋之后人口飞速增长。唐时，潮州已有户万余，口近十万。而到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海阳、潮阳（隶属潮州府）已有7.5万户，若按每户8人计，已近60万人….清嘉庆年间(1796---1820)已达218万人^[1]。地少人多，加上农业技术原始，潮汕先民迫于生计，早早形成了从事小手工业和出外经商的传统。

凭借着先天的精明、优良的商业传统以及潮汕人的开拓精神,改革开放后潮汕人民纷纷办起了各种民营企业,从无到有,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遍地开花的局面。潮汕民营企业在八九十年出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势头。当时，潮汕地区的普宁市军埠镇还以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被中国经济学界总结为“军埠模式”。

直到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潮汕地区社会经济的顶梁柱。据统计资料显示，至2004年底，民营企业分别占潮汕三市中汕头、揭阳两市工业生产总值的80.5%和81.9%（潮州市数据不明）。然而潮汕地区由于长期的重商传统和改革开放初期一时间商业的繁华所影响，潮汕民营企业一直未能受政府的重视，使其长期淡出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直到近几年地方政府大力倡导工业立市，才逐渐为政府和外界所注目。虽然潮汕民营企业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发展，一步步壮大起来，并且涌现了一批大型企业和知名品牌，但是总体上却还处于数量多、规模小、发展无序的局面。而同样起步的珠三角、浙江、闽南的泉州等地却形成了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优势的民营经济。特别是浙江的温州与潮汕地区具有可比性,温州同样也是人多地少，发展中同样也跟潮汕地区碰到困境，同样曾经面临着“诚信危机”，温州人与潮汕人同样善于经商，且温州还少了一个特区优势。但是温州现在却充满了生机活力，发展后劲很足，拥有了众多知名品牌，其民营经济的支柱产业占据了国内市场的半边天。是什么原因使得潮汕地区的民营经济与上述地区拉开了如此大的差距，其原因值得探究。为此我们特别对潮汕地区的民营企业进行了一次调查。

二 调查对象、调查方法、调查内容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潮汕地区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汕头市区、潮阳区、潮南区、澄海区和揭阳市区、揭东县、普宁市以及潮州市潮安县共8个区（县、市）的民营企业。其中汕头市区10家、澄海区20家、潮阳区和潮南区30家、揭阳市区与揭东县30家、普宁市10家、潮安县10家，共计110家民营企业。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分问卷调查和实地采访两种方式，采用随机抽取的办法，并不刻意限定调查对象。为了减少受访企业的抗拒心理和保护受访者的企业及个人隐私，本次调查采取了匿名的方式，受访者不需要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地址等等个人资料。

（三）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主要集中在企业的现状、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和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解决办法，还有企业主们对本行业、本地区未来走势的态度，对近年来普遍困扰广东乃至沿海地区企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以期能从中找出一些关于潮汕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

（四）调查结果统计

调查问卷从2006年4月20日开始发出，至2006年5月7日收回，110份问卷中共计收回88份，回收率80%；其中因填涂作答不规范等原因而作废的问卷9份，有效回收是79份，有效回收率是71.8%。其中向汕头市区发出10份，有效回收6份，有效回收率60%；向澄海区发出20份，有效回收14份，有效回收率70%；向潮阳区和潮南区发出30份，有效回收18份，有效回收率60%；向揭阳市区和揭东县发出30份，有效回收28份，有效回收率93%；向普宁市发出10份，有效回收7份，有效回收率70%；向潮安县发出10份，有效回收6份，有效回收率60%。这其中规模在10人以内的家庭作坊式企业10家，占回收总数12.6%；10-30人的企业12家,占回收总数15.1%；30-60人的企业20家,占回收总数25.3%；60-100人的企业8家,占回收总数10.1%；100-200人的企业8家,占回收总数10.1%；200人-500人的企业13家,占回收总数16.4%；500人以上的企业7家,占回收总数的8.8%。这其中各行业的比例为:从事纺织服装业的企业占20.25%，从事玩具生产的占8%，从事化妆品行业的占3.8%，从事文具生产的占2.5%，从事内衣生产、印刷行业和电子产品、不锈钢制品的各占6.3%，从事塑料制品生产的占16.4%，从事食品行业的占10.1%，从事鞋类生产的占8.8%，还有1家从事陶瓷制品和2家从事五金交电行业，占总数1.2%和2.5%，共计13个行业。实地采访3家企业，包括2家内衣生产企业和1家服装生产企业。

三 内容分析

   从调查结果发现，潮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竞争力不强、品牌优势和品牌意识缺乏、企业主思想不够解放、企业凝聚力低下、企业管理方式落后、企业信息获取能力不高和政府扶持力度不够乃至缺失等等发展困境，面对近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少企业应对相当吃力。如问及在过去几年中对企业冲击最大的是什么，企业主们的回答是：（见下表）

    选择“行业竞争激烈”是对企业造成最大冲击的占了45.5%,侧面反映了潮汕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缺乏强劲的竞争力和缺乏长期占有市场的能力。未能像温州鞋、顺德电器那样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才会觉得行业竞争是其发展的最大冲击。而选择“民工荒、电荒和油荒”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两项的企业相加也占总数的40%以上，说明了一向以成本优势打出市场的潮汕民营企业在国内近几年工资、原材料等等生产成本上涨的情况下，其优势正在一点点的丧失。

    问及企业的管理模式时，企业选择为：（见下表）

     在进入21世纪,潮汕民营企业发展已经走过二十年的时候,尚有一半多的企业仍然选择家族式和聘请亲朋好友进行管理这种落后的模式。“家族治理与市场环境保护不健全有关，在信任程度比较差的情况下，它能较好的自我保护，但是也限制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业主不愿意放弃对企业的控制……企业管理劝多是世袭，父传子，子传孙，而其子女又难以胜任接班人的重任，企业往往走不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难以做大。”^[2]

      问及是否申请了自己的产品专利或者商标时,企业主的选择为:(见下表)

     在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却只有46.1%的企业有了自己的专利和商标,依然有41%的企业在短期内不会去申请或者根本没想过要申请自己的产品商标,可见潮汕民营企业的品牌意识之缺乏。连原汕头市委书记李统书也承认：“……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名牌产品少，产业配套、协作水平低……”^[3]

问及企业主打产品的更新换代时,企业主的选择为:(见下表)

    现今的市场瞬息万变，走在市场前头引导潮流才能保证企业产品的销路，跟在市场后头讨到的必定是“残羹剩饭”。受访的企业中只有20%左右的企业能做到走在市场的前头。而竟有40%的企业是跟在市场的后面推出产品。在接受实地访问的一家生产中低档内衣的企业负责人承认，没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只能跟在市场的潮流后面跟风生产，平均一条内裤只能赚几分钱，利润极低。

问及企业员工的更新率时, 企业主的选择为:(见下表)

有18.9%和48.1%的企业需要每年大量或者部分招募新工人,说明潮汕民营企业难以吸引务工人员,企业的员工经常流失。使企业不易造就一种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缺乏内部的凝聚力，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比较低。众所周知，日本的企业就是有着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一支对企业忠诚的员工队伍，所以日本的企业极少有员工被辞退或跳槽的情况，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本次调查还发现潮汕民营企业缺少社会参政议政的热情，对本行业和本地区的发展前景态度较为悲观等等。

四 分析原因

（一） 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

一是国际大环境的影响。97金融风暴对潮汕地区经济打击严重，加上近两年外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等等贸易壁垒，使潮汕地区许多外向型的民营企业颇受冲击。二是国内大环境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由最初的特区到沿海城市，再逐步形成全国开放的格局，特区已经不“特”，加上长三角和内地的崛起，广东一马当先、走在改革前沿的局面被打破。汕头作为潮汕经济龙头，在特区优势丧失，又碰上“诚信危机”的冲击，经济遭到了重创，也出现了全国都在飞速发展而唯独潮汕地区在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情况。在整个地区都受到冲击的时候，民营企业也遭到池鱼之殃，发展一度出现了低迷。加上潮汕地区产业集聚经济效应不理想，企业之间分工协作水平低，企业之间各自为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二） 地方人文环境的影响

1 过分重商的传统

自明清以来，商贸业在潮汕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使得潮商成为与浙商齐名的“东方犹太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滨海的地理环境优势，一方面也是伴随着海禁的解除而逐渐兴旺。另外，地少人多、农业无法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也使潮人历来视商业为谋生的另一条道路。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商业这种在旧社会被认为是末流的行业在潮汕却被奉为至宝，商业气息在潮汕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兴办工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且有风险，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潮汕地区老老实实地办实业被视为愚蠢之举。九十年代潮汕地区各个专业市场红极一时，从民间到政府无不趋之若骛，但是再红火的商业缺乏工业的支持，终究是无根浮萍。“由于缺少自有资金的雄厚实力，多数是‘借鸡下蛋’，遇上金融危机，结果必然是‘鸡飞蛋打’。”^[4]  

2 过分的排外思想

     潮汕地区总面积只有区区10346平方公里，且地多丘陵，人口却近130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1200多人，人口密度居全国前列。地少人多引起的资源紧缺，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方文化和地方方言，使得潮汕人有一种排外的心理。由于潮汕人族群认同的极高且对外来人员抗拒心理较强，外来人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而潮汕地区又未能发展到像广州、深圳那样对外来人员充满了吸引力，自然留不住外来的人才。“假如潮汕地区经济社会高度民主发达繁荣，经济的吸引力足以令异乡人‘入乡随俗’的话……然而，潮汕地区显然未有这种吸引力。”^（[5]一种文化若缺少与外界的交融，便会失去活力和先进性，久而久之就会变得死气沉沉。而作为民营企业中的员工，大部分是来自于其它省份，在本次调查中，有73.4%的企业的员工大多来自外省。这些外来民工为本企业、本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潮汕地区却不能给予他们归属感，不能让他们融入本地社会。本次受访的企业中，共有67%的企业每年都需大量或者部分招募新员工，足见人员流失的严重。目前潮汕地区发展缓慢，与这种排外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

3 民营企业主素质的偏低

潮汕民营企业主大多为小学和初中文化、个别甚至小学尚未毕业，只有极少数是高中学历。在知识经济时代，这显然不利于企业主们的自身提高和限制了对企业的管理和发展。特别是潮汕地区存在这一些不尊重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不良风气，民营企业家们很少学习专业知识和提升个人知识水平，这在现代的竞争中必然处在一种潜在的劣势。福建省泉州市的民营企业主们就觉醒得比较早，认识到“不会签名当老板、半个文盲赚大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要学习”已经成为泉州民营企业主们的一种风气。“……(福建)石狮市委、市政府深深体会到民营企业主们要求学习的强烈愿望，首先与上海复旦大学……又跟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挂钩，有计划的输送民营企业主们去那里培训……他们通过学习出口贸易、企业管理、财务报表分析、现行税收制度、高新技术发展与风险投资等课程，都有‘受训恨晚’之感”。^[6] 遗憾的是，在潮汕地区尚未能形成这种风气，潮汕民营企业主们还是依靠着过去经验和人际关系来发展自己的企业。

（三） 行政部门的因素和政策的不公平性

潮汕民营企业的发展，自然与潮汕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十分之少，近几年有所好转，但仍有不足之处。原汕头市委书记李统书指出“……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办事难甚至‘卡、拿、要’现象时有发生,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融资、用地、合法财产保护等方面遇到的障碍还不少”^[7] 除行政部门的政策外，金融机构的政策不公平性也是造成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出不去的“瓶颈”，如“融资难”就是目前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几乎很难从金融机构手里贷到发展所需的款项。而地方政府在为了招商引资而对外资合资企业大开绿灯的同时，却将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边缘化了。

（四） 企业管理方式的落后和企业主参政意识的淡薄

本次调查中，有41.89%的企业是采用家族式管理,13.5%的企业是聘用亲朋好友进行管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家族管理模式。也就是说，有过半数的企业是采用父亲当经理、妻子当财务、儿女或者亲戚当车间主任的家族式管理。“因为家族式管理的民营企业主往往是‘超人’，在企业中拥有绝对的权威，经验型决策、个人独断专行、决策随意性大是民营企业决策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变化多端的市场面前，这种决策有极大的风险，往往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8]

潮汕企业主们同时缺乏参政议政的热情，缺乏在政治上表达自己声音和维护本阶层利益的动力。在问及是否有过参政议政的想法或行动时，只有4.3%的企业主有参政议政,29.3%的企业主表示有这种想法,但没参加,28%的企业主表示有过这种想法,但不想参加,有高达36%的企业主表示从没有过此类想法,有2.5%的企业主放弃回答。

（五） 地理位置的劣势

潮汕地区位于东南一隅，属于“省尾国角”，交通、信息流通都不方便。虽有324国道、深汕高速、国道206、汕汾高速公路和广梅汕铁路、汕头机场等交通线，却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使得潮汕地区相对封闭。这一区域距珠三角、闽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区域集团都较远。地域的边缘化使得潮汕地区在经济上也面临着边缘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汕头还是广东第二大城市，是潮汕乃至粤东、赣南的经济中心，亦是这一地区对外的商业中心。但短短的二十多年过去，随着珠三角一带的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江门等城市的崛起，汕头的地位早已被取代，下降到省内的第6位。在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今天，如无合理的发展策略，潮汕经济的边缘化将进一步加深。而潮汕地区的这种区位劣势势必影响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拓取，也将会影响到民营企业的去留。本次受访问企业中有25%的企业主表示如果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迁离本地区，有30%的企业主表示有可能迁离，有35%的企业表示不一定，只有10%的企业表示绝不会迁离本地区。

五、未来展望

    1996年，汕头市只有私营企业9263户，从业人员10.962万人;潮州市在1996年全市只有民营企业3363户。到2003年，汕头市已经有民营企业6.87万家；州市有私营企业4352家。2004年揭阳市拥有民营企业3996家，其中揭阳市五家上市公司中，榕泰、康美、巨轮、雷伊四家公司都是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现在在潮汕地区的发展势头尚属朝气蓬勃,潮汕地区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较其它地区好,城镇化水平都较高,其民营企业也越有适宜发展的社会环境，也越能涌现一批能做大做强的企业，反之亦然。如峡山街道的拉芳、飘影、雅倩、雅佳，庵埠镇的雅士利食品、梅云镇的吉荣空调、炮台镇的鹏运衬衫、军埠镇的雷伊等等，这些乡、镇（街道）在潮汕地区都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潮汕地区并不乏能干的企业家，也有着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民营中小企业（有业内人士估计这个数目在十万以上），民营企业产生的时间在国内来说也比较早，在本次调查中，成立至今已达10年以上的企业有39家，占调查总数的49%，，可以说潮汕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模式和经验，已经进入成熟的时期。那么为何这种“遍地开花”的情况却未能像温州、泉州、顺德、南海那样成长为“茁壮的大树”呢？对比一下国内其它地区和通过对潮汕地区内部的对比，我们发展，潮汕地区缺乏一种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潮汕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扶持和关心不够，也未有相关配套的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和给民营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即使有，也多数停留在口号层面，并未落到实处，甚至还出现“卡、拿、要”的现象。潮汕民营企业最主要问题在于政府没有营造一个法治的规范市场，造成缺乏诚信经营！在实地采访中，企业主们坦言：“工商、国税、地税、城建，我们哪个都得罪不起，除了讨好还是讨好。”政府给企业造成的印象是“不收钱不上门，一上门就收钱”，这其中除了有企业主们未能树立正确思想，将国家的正常税收错误的理解为地方政府部门的“创收”之外，行政部门的宣传和思想工作跟不上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上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的“官本位”、‘权本位”思想，给各种违法违规的行为开了后门，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些都极大的影响了企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政府的威信的缺失。在本次调查中，29.4%的企业主认为行政部门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不怎么支持”，35.6%的企业主认为政府对企业的发展“不闻不问”，有22.85%的企业主表示“不清楚政府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是否有予支持”，只有7.6%的企业主肯定的表示“政府对企业很支持”。而有37.6%的企业希望得到政府政策的倾斜，有36.6%的企业希望得到低息贷款，有24.7%的企业表示，只要政府能重视就够了，不需要什么实质性的支持，只有1家企业表什么都不需要。企业主们如此强烈的盼望政府能给予扶持和关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潮汕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未能真正的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互动，未能有“拧成一股绳”、“团结一条心”的局面，也未能像浙江、泉州那样重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政府要明确指导思想，立足为企业发展服务，创造各种环境、支持、引导企业的发展。对于城市的规划和功能区的布局定位，应对国际上的贸易壁垒，培训各种高档次的技术人才等等，不是一个企业力所能及的，应当靠政府去做。”^[9]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是最富有生机活力的经济细胞，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民营企业产权清晰、机制灵活、生命力旺盛、有着其它经济不可替代的优势，只要政策对头，环境宽松，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党的十六大明确肯定“个体、私有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越来越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相信潮汕地区的民营企业只要改变以往落后的管理模式和靠成本优势来打出市场的经营模式，争取自主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加深品牌意识，地方政府也加大扶持力度和企业主们提高自身素质，以潮汕人的聪明能干，潮汕的民营企业肯定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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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潮汕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潮汕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在此感谢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汕头市委政策研究室、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协助和陈解生副教授、温小雁副教授的指导，并感谢参与本次调查的所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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