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要从农村走向城市，要有一个岗位，大多数农村青年只有走高考这条“羊肠小道”。因而当年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参加高考，“逃离”农村。
1978年，我在普宁市兴文中学高中毕业，那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的中学时代，劳动的时间多，读书的时间少，而且当时的读书环境差，尽管学习的欲望很强，但能够看到的书籍品种不多，只有几本连环画、革命书籍和古典名著等，知识面很窄。幸亏家中有一套“文革”前父兄保留下来的教材和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才多少能够吸收一点知识，以应对考试。
那个时候能够读上高中的人还不是很多，一般一个自然村就那么几个年轻人。我们一家以务农为业，经济收入微薄。遇上农忙时，我还要和家人一起到田间劳作，晚上才挑灯夜读。为了节省煤油，我和村里几个准备参加高考的伙伴，常常围住一张八仙桌，共用一盏煤油灯，在昏黄的灯光下埋头苦读，一起探讨解题方法，取长补短，从中获益匪浅。当时，伙伴们共同约定，虽然学习成绩参差不齐，但我们早晚一定要跨进大学校门。
1978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就以理科330分的成绩上了“省线”，但体检时被查出有高血压症状，与广东省的名牌大学失之交臂。1979年至1980年，我在普宁兴文中学复读后，继续两年冲刺高考考场，但未能如愿。1981年，我“移师”普宁梅峰中学补习。梅峰中学离家乡10公里，有时只能几个星期才回一趟家，遇到农忙是边补习边劳动，那年高考还是功亏一篑。从1982年开始，我又“转战”普宁第二中学。在普宁二中，张明熙连续4年“决战”于考场，直至1985年，终于被华南师范学院录取。
其实，从第二年参加高考开始，我的思想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心里的煎熬一年甚于一年。随着年龄的增大，思想负担在加大，未来的出路在哪里？自己无法把握；看着父母日渐苍老的脸庞，时常悲从中来。
1989年，从华师毕业后，我来到汕头市的一金融机构工作至今。
回想高考的历程，不由得感慨，那时的我是多么幼稚，根本没有意识到高考之路有多么的险远，但也庆幸自己曾经多么坚强！每一次高考落榜后，人就像大病了一场，很久都提不起精神来。失落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振奋精神投入备考。经过漫长的8年高考，我能考上大学，得益于父母、兄弟姐妹的大力支持；得益于恩师们的精心栽培。8年高考，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而又不堪回首的经历。本报记者谢文雄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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